《新左运动与公民社会》前言──在「重新探寻生活方式」的浪潮之中

发布日期: 2020-06-10 19:52:14 阅读量:677

K悠生活

2011年的福岛第一核电厂事故,改变了很多人的生活方式。号称「安全」的核电厂建筑不堪一击的倒塌画面,让我们体悟到有必要重新思考过往我们所相信的事物。在事故发生后,企图隐匿情报、逃避责任的两大主角,是日本政府和东京电力公司。在这两大组织中的菁英们、甚至是御用学者的行为,在在透露出这个日本社会重视利益更胜过人们的生命和生活。在纪录片《核废料:无尽的恶梦》[1]最后一幕,法国原能会长官柏纳.比格要求那些怀疑核电安全的人民要信任政治领袖、科学家和电力公司 。他说:「为了美好的未来,我们需要信任。」这样的言论显示出,就是人们对权威有着无条件的信任,才使得高风险的核能发电成为可能。

然而,核电事故后,这样的信任崩毁了。但另一方面,生活方式因此被影响的人们也开始行动了。他们在当地进行核辐射检测、带着孩子搬家、到福岛参与志工活动、进行核电公投连署运动、在街头参与示威游行、尽量做到食物和能源的自给自足──人们透过各式各样的方法,来表达自己的想法。他们并不依赖政治领袖、官僚、财团、学者、主流媒体这些权威,而是展现出他们的意志:自己的事情要自己决定。

他们所做的事,不只是攻击核能发电的产官学界而已。日本全国五十四处核电厂多位于资源缺乏、没有大企业进驻、交通又不便的小村町,而当地所生产的能源,大部分都供给大都市。核电事故后,福岛当地的小村町居民避难到他处,不仅无法回到故乡,还持续受到辐射的威胁。有些住在大都市的人知道了这个事实后,决心改变自己大量消耗能源的生活方式。如果没有谁去承担痛苦、谁又把应该公诸于世的资讯予以隐匿,这样富裕又便利的生活,不过是空中楼阁 ,不可能实现的。如果不重新看待自己的生活、进而改变生活方式,就不可能创造没有核电的社会。于是,「重新探寻自己的生活方式」这样的思想,就开始扩散、生根。

这种「重新探寻生活方式」的浪潮,也引起了媒体的注意。电视和报纸频繁地报导数万人参与的反核游行,例如2012年6月29日晚间,抗议重启大饭核电厂[2]的行动有超过十万人聚集在首相官邸前,TBS电视台的《News i》在报导中强调,人们透过网路的资讯传播,产生了「以个人的身分自主参加」这种「新型态的示威活动」。三一一之后的反核运动,确实是一种「全新」的运动型态。透过推特或脸书等最新的社群媒体,使得前所未见的各式各样的人都有可能来参与示威。然而,强调「新」这件事也隐含了某种问题,那就是,过度强调与过往运动之间的不连续性,使得我们无法从历史中学习。当然,对过去的学习,有必须积极吸收的部分,也有不可重蹈覆辙的部分。无论如何,我们的确应该要从过去的运动学习,但也没必要过度推崇过去的事情。不如这幺说:从过去的运动中学习,不仅不会让现在崛起的社会运动减损价值,反而可以作为让新生运动萌芽、深耕的肥料。

回顾日本公民社会[3]历史,「重新探寻自己的生活方式」这个思想获得最多共鸣的时期,就是「新左运动」。接下来我们也会谈到,所谓的新左运动,就是在1960-1970年代,以青年为中心,获得广大支持的学生运动、反越战运动、青年劳工运动的社会运动网络。本书(尤其是第二章)指出,由于新左运动中,对高度经济成长期所创造的富裕日常生活,抱持着反省的态度,使得「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这样的思想越来越普遍。例如,1969年4月,由日本大学的学生所举办的座谈会,其中一名运动者就提到,日大学生运动的基础带有「自我变革」的思想。意思是,他们在面对突如其来的问题时,会持续地改变自己。这个「自我变革」,在他们身上引发了「昨天的我不会是今天的我」那般巨大的变化。[4]

然而这又会引起以下问题:这种改变生活方式的运动,到底改变了甚幺呢?如果前面说的核电问题象徵了日本的政治社会状态,那幺到底要怎幺做才有可能改变社会呢?换句话说,新左运动究竟在日本的公民社会和政治中留下了甚幺样的遗绪?我们至今仍然受到新左运动的影响吗?如果是的话,又是在甚幺意义下,人们持续地被新左运动所影响呢?本书的目标,就是透过讨论新左运动「日常性的自我变革」这个思想,思考这场运动对生活在现代的我们,留下了甚幺样的影响。本书除了阐明新左运动的成就之外,也会论及这场运动曾经陷入的困境。在进入具体的问题意识之前,我想先介绍一下我个人的经验,并分享我认为的新左运动遗绪是甚幺。

*  *  *  *  *

2003年3月8日。这一天,有着早春的温暖,我人在东京日比谷公园。那个时候,由美国的乔治.布希总统所主导、日本政府也支持的「自愿联盟」,正打算攻打伊拉克。四万名以上的群众聚集在日比谷公园举行反战示威。当时还是研究生的我,和朋友一起参与了这场行动。以前我几乎没有像这样子参与过政治行动。我在国高中的学生会活动,绝对称不上活跃;等进了大学,一般日本学生都会觉得运动和兴趣类的社团比较有吸引力,至于学生自治会,对我们而言是相当遥远的存在。这样的我,之所以这天会参加示威游行,是因为战争在即,让我坐立难安。集会地点的日比谷野外音乐堂,人早就多到公园之外,所以我们只好在外面等待示威游行的开始。游行的队伍相当长,我们等了好久才从公园出发,一路走过银座和有乐町等闹区,最后到达了东京车站。我还记得当时的感觉:不可思议,但一点都不感到疲惫。

有了这次的经验以后,我开始参与社会运动相关的「活动」。但是,我仍然有一点不安,那是因为我对参与社会运动的运动者绝对不算抱有多大的好感。我所说的运动者,是指那些质疑社会上具有支配力量的规则,并和其他人一起为了实现社会正义,而採取行动的人。把社会运动者等同于过时的、很难相处的怪咖,应该不只我一个吧。然而,实际跟他们接触之后,发现运动者大多数都很好相处,所以我心中的刻板印象就马上消除了。就这样,我开始用自己的步调去参与这些活动。

从那个时候以来,我认识了许多关于劳工、反战和平、农民、消费者、妇女、反核、援助开发中国家等社会运动的各式各样运动者。我在参与活动之初,就发现他们之中有相当多人是受到新左运动的强烈影响。特别是年纪较长的运动者,多拥有1960-1970年代参加反越战运动和学生运动的经验。即使当时并未实际参加那些运动的人,也在之后的活动经验中,学到了新左运动的「文化」。

当然,也不是所有的参与经验都是愉快的。然而,参与活动确实是一种混合了惊讶、困惑、兴奋、发现的经验,相当刺激。让我印象最深的是,他们对运动是如此认真地投入。他们所组织的团体,大多为了保有政治上的独立,再加上只靠会费和捐款在支撑,以致很多志工都是无薪,而干部则是低薪。他们的会议也都是在忙完白天的工作后,晚上七点左右开始,经常一开就到九点、十点。他们明明在金钱上、时间上都有所损失,没办法获得甚幺利益,却还是献身于社会运动。

这种参与运动的态度,是一种「伦理」。对他们而言,社会运动可以说是和自己的生活方式连结在一起。我想起有一次开完会,和几个运动者一起吃饭的经验。我们点了饮料和包括了青菜、鱼、虾在内的天妇罗全餐。上菜以后,没有人碰碗里的炸虾。我问为甚幺没有人吃,其中一人简短地对我说明了日本的农业公司如何在东南亚各国破坏环境以便养虾的事。他随后补充,「也不是绝对不吃虾子,但我们并不会积极地想吃虾子」。我也读过一些文献,大致上知道我们餐桌上的虾子是怎幺生产出来的,但我对真心看待这个问题、并在日常生活中加以实践的这些人,就在我眼前的这个事实,还是感到有些震惊。

我不只观察到他们这样奉献自己的态度,也看过他们之间的情感冲突。这种冲突,比起政治见解的差异,反而更多是对运动该怎幺进行的看法不同。讽刺的是,这样的冲突是因他们热情地投入而引起的。在我看来,他们是为了社会正义而认真工作且遵循伦理的人,但这样强烈的伦理意识,也常常和对他人的攻击意识连结在一起。

他们的行动乃是出自于自己的伦理意识,这个事实,使得社会运动中的冲突比起其他组织要来得严重。例如在职场,即使职员对上司有甚幺不满,却因为两者之间存在明确的上下关係,职员大多也会看在薪水的份上,倾向于忍耐以避免冲突。但是,在我参与过的运动组织中,成员之间的关係是以平等为原则,他们所参与的活动也是自发的、非营利的。因此,运动者之间的冲突,总是很难解决。我所认识的运动者,无论对运动多幺认真奉献,既谈不上有多大的政治影响力,也没有成功吸引到更多新的参与者。不过,自三一一以来,也许日本公民社会正在发生一些变化。然而,在三一一之前,让多数民众觉得很古怪的社会运动,作为政治表达的一种重要方式,其力道是相当贫弱的。考量到这一点,也许我们也不能太过期待。

本书是1960-1970年代日本新左运动的历史研究。我并无意美化这段历史,但多数运动者确实是抱持着伦理意识在面对他人视而不见的问题。这些真诚的人们到底要怎样才不会陷入「伦理过剩」  的困境呢?这就是我想要讨论的。从我个人为数不多的经验当中,说明了直到现在,想要让世界变得再好一点而採取行动的人们,仍然尚未脱离新左运动曾经历过的烦恼、痛苦、与艰难。「重新探寻自己的生活方式」自核灾事故至今,仍持续地往下扎根。本书就是在探讨这场运动的起源从何而来:理解日本新左运动的遗绪,才会知道自己现在的位置。

注释

[1] 译注:《核废料:无尽的恶梦》,法国导演艾瑞克.盖雷2009年的作品。

[2] 译注:大饭核电厂位于福井县大饭町,由关西电力公司管理。三号、四号机在三一一核灾后停止运转,2012年7月5日与21日分别重启。虽然2013年9月因定期检查又陆续停机,但在通过日本原子力规制委员会的安全审查以及地方议会同意后,预计将于2018年年初恢复运转。

[3] 社会学者约翰.艾伦伯格认为,公民社会虽然会受到国家政治权威以及市场追求自利的规範影响,却是一个能够自律的场域(Ehrenberg 1999,页237)。换句话说,公民社会是由一群非基于国家或企业的命令,而是基于自身意志行动的人,共同进行讨论、思考、行动的场域。公民社会的活动包括,志工投身绿化活动、家长教师联谊会活动、邻里发起公园大扫除、教会援助街友、工会与资方的交涉、地区小农和消费者之间的产地直销,诸如此类不一定具有浓厚政治味的场域,内容相当广泛。

[4] 小田実.桜礼二.清宫诚.福富节夫.酒井杏朗.鸟越敏朗.本间政博.间宫真。山本寛行「『日本社会の缩図』への叛逆──日大闘争のめざすもの」(小田他编 1969),18页。

相关文章